平庸是政治惡化的第一個徵兆！

大眾時代 | 平庸是政治惡化的第一個徵兆！: "平庸是政治惡化的第一個徵兆！
分類： 每日評論, 編輯首選 | 作者：南方朔 |
日期： 7月 27th, 2009 | 語言：簡繁 / 中英

政治的弊病有很多不同的類型，其中的一種正在台灣發生中，叫做「過多元主義」（Hyperpluralism）。「過多元主義」是指政府非常膽小，對各種不同意見的群體都很害怕，於是「弱政府，強社會」的局面即告形成。政府負責人面對分歧的人群，怕得罪任何一方都會失掉選票，於是每次面對問題都拒絕或不敢表示自己的主張，而只是找最安全的立場。

文◎南方朔

政治的弊病有很多不同的類型，其中的一種似乎正在台灣發生中。這種弊病叫做「過多元主義」（Hyperpluralism）。

「過多元主義」是指一個政府非常膽小，對各種不同意見的群體都很害怕，於是「弱政府，強社會」的局面即告形成。這個政府的負責人面對分歧的人群，這個要討好，那個不敢得罪，怕得罪任何一方都會失掉選票，於是每次面對問題都拒絕或不敢表示自己的主張，而只是找最安全的立場。於是這種政府就只好一直找這樣那樣 的理由來拖延閃躲，等覑看不同的民意塵埃落定，然後才根據最後的民意做選擇。這樣的政府通常會造成下列結果﹕

政府膽小習慣拖延閃躲

上行下效形成政制癱瘓

（一）它花了太多時間在拖延閃躲上，因而問題總是被延宕推遲，學理上稱之為「多元的遲滯」。

（二）這種政府因而無法主動積極，劍及履及的去做任何事情，於是久而久之，這個體制在大家相互模仿揣摩下，遂只剩下例行性的工作，其餘的時間全都浪費在各種不急之務上–當政府應做的大事都只是等民意落定，因而眼下不能做決斷，但政府終究必須做些什麼來證明其存在，於是各種虛晃性，只是證明自己存在的無意 義行為即告出現。

（三）由於上述特性，整個體制那種上面動一下，下面也跟覑動一下，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沒有命令就沒有動作的泄沓風格即告確定，學理上稱之為「政治體制的癱瘓」。

「一個人抵達之境，應當超過他能掌握的範圍」

這種情形，在藝術史上倒是有過類似的例證。16世紀佛羅倫斯出了一個畫家沙托（Andrea del Sarto 1486-1531），他不是沒有才華，反而是聰明絕頂，知道怎麼畫，始能符合當時人們的期待，因而他遂得到「無缺點畫家」的稱號。但也正因此，他畫了許多討好人們的好畫，但卻沒有留下任何一張名畫。他替「平庸的美好」做了見證。後來英國浪漫主義大詩人布朗寧根據他的教訓，寫出了「一個人抵達之境，應當超過他能掌握的範圍」這樣的名句。它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所做的事都能在可掌握的範圍裏，則它不會有更多努力，也不可能造成驚奇的效果，最後就只有平凡及平庸。真正傑出的事，一定有許多是自己不能掌握，因而必須更努力更決斷，但對平庸的人，這卻是他們拒絕擔負的風險。

上個星期內，台灣沒有大事，但卻爆發了一堆看起來沒什麼要緊，但深入思考卻會讓人不寒而慄的小事﹕

例如，台北總統府是何等要地，但有個婦人沒有身分識別證，就這樣晃了進去。有6道憲兵警衛關卡，都對這個婦人視若無睹，使她從一樓晃到了頂樓。事發之後， 總統府還一度視為小事，意圖輕輕處罰幾個小兵了事。偌大的一個總統府，大家都馬馬虎虎，誰也不想多管一點事的泄沓被動已由此可見。

再如，馬英九學當年小羅斯福的「爐邊閒話」，也搞了一個《總統周記》這樣的線上節目，但一上線，就被網友踢爆，發現這是個早已預錄好的節目，根本不是「周 記」。這看起來是小事，但形象行銷不誠懇已由此可見。合理的處理，乃是承認不誠懇之弊，以後規規矩矩每周作周記。但府內的反應卻是宣稱，能破解該周記是預 錄存檔的網友很厲害，要給這個人紀念獎品云云。這是花俏的閃躲與轉移重點。以這種態度來寫周記，這種周記會有多少真誠含量？會有多少信息含量已不問可知矣，頂多只能算是一種平庸的文宣而已，而搞個幾星期就會陳舊乏味。近年來台灣上層流行「形象行銷」，一種務虛不務實的官僚風格已告出現。有周記這宗風波，已不言而喻的說了許多事。

再如，每年夏天由於細菌滋生，食品衛生及檢驗從來都是季節性的要事，今年地方衛生小官吏照本宣科，陸續發現多宗食用油不合標準，甚至還有食用油用久了有砷殘留的情事。但對這些事，衛生署卻視而不見。台灣公務員不想多事，以為每件事鬧一鬧就會消失的怠惰心態已具現 無遺。與此相似的，台灣郵政一向優秀，名人或地址寫錯的「死信」，都有本領變成「活信」。但最近像有人寫信給內政部長廖了以，名字寫成「廖了已」，都會以 「死信」處理。行政及公共服務的品質日降，沒有人願意多惹一點「本分之外」的事情，有理由應付過去就應付。

而更離譜的是，近年來台灣有些子弟赴波蘭讀醫學系，原因是波蘭讀醫沒有實習，念完就回台參加醫師考試，可以賺到時間。衡諸常理，這種走偏鋒的手段並不足取，理應補完實習始能應考，但 台灣的官方卻硬是想得出兩面都討好的解決之道﹕一方面放水讓他們考，但又加註考取了必須補完實習始能執業，這是一種聰明的分段放水，難怪根本不可能上街的 醫學院學生都要對此示威抗議請願了。其次，則是近年來台灣軍中紀律蕩然，最近國防部軍備局內部有人事糾紛，鬧到後來竟然是軍備局長及另一少將處長，都分別 接到內附子彈的恐嚇信。台灣部隊的公務員已各憑本領，愈來愈像黑道了！

但求選票無所作為

馬虎文化勢將抬頭

上述這種性質的事例，在台灣已日益增多。當大老闆的，只顧得自己天天做秀，而上層官吏，則有國安會秘書長的家人到大陸做生意及任教這種極不妥當之事，又有總統府秘書長出面去擺平民間糾紛之事，這些事公開後一律以「下不為例」而輕輕放下。當這種事情多了，大家有樣學樣，官僚體系的癱瘓無能，不願意惹事的風格即告形成。台灣小型的亂七八糟事件不斷，誰又知道它在某一天不會出現大紕漏呢！

政府體制的無能，近代政治學已開始討論。當上焉者為了選票而討好、無為，以及遮蓋小弊端，最後這個體制的泄沓無為、人人應付的文化即會例行化。今天的台灣暫時沒有大紕漏，但平庸無能卻已開始，誰又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

兩岸互信，再現陰影！

大眾時代 | 兩岸互信，再現陰影！: "兩岸互信，再現陰影！
分類： 編輯首選 | 作者：南方朔 |
日期： 8月 3rd, 2009 | 語言：簡繁 / 中英

馬卻公開接受媒體訪問，表示ECFA的協議序言，將不會有「一個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類的字眼。ECFA與 「和平統一」及「一國兩制」無關，但兩岸任何協議，其實都與「一中」共識有關，差別只是要不要明言而已。ECFA乃是兩岸經貿合作的框架協議，形同兩岸經 貿的基本法，若身分定位及關係不明言，該協議的雙方，它的主體與關係是什麼？當迴避這些，不僅該協議在法律意義上會變得可疑；在政治上「兩岸」其實也等於 是「兩國」的開始…

文◎南方朔

中國人自古以來即講究「正名」，「名」是修辭，是立場。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就有「台灣正名運動」。到了現在，這種「正名」的糾纏仍在繼續。

7月27日，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胡錦濤循例申賀，馬則依照規矩覆電，胡馬之間這種一來一往已非第一次。過去從「博鰲論壇」起，雙方即不斷放話喊話，歸納而言，胡的放話，總是不離「建立互信」、「深化互信」這樣的用辭。胡的「互信」，指的兩岸在「一個中國」這個認知的共識上要有互信。但馬講來講去，儘管 也有許多包裝辭如「九二共識」、「共創雙贏」等，但他的最關鍵辭則始終是「正視現實」、「承認現實」。意思是說，「中華民國」的存在乃是一種現實，必須正 視或承認。根據馬身邊人的放話，兩岸乃是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必須承認這個現實，兩岸良性關係才發展得下去。「互信」對「現實」的這種口水戰，一直延續至今。

因此，將兩岸關係講成白話，北京所要求的乃是「一中」的互信，如果這個「互信」都沒有，那就變成了冷戰時代的「一中一台」或 「兩個中國」了。而在馬方面，則顯然是企圖把「現狀」固定化或永久化，以通俗的說法，就是「中華民國獨立」。在兩岸，台獨有兩種，一種是「台灣共和國獨 立」，又稱「A型台獨」；一種則是「中華民國獨立」，又稱「B型台獨」或「獨台」。

由於馬英九上台迄今，兩岸仍在「一中」和「獨台」間 玩覑語言遊戲，因此人們遂不能一廂情願的對兩岸情勢過度樂觀。目前的北京在處理問題上早已不會講難聽的話，愈高層愈不輕易表態。但這次馬英九講了「正視現 實」後，大陸海協會副會長王在希立即接受訪問發表談話，認為「沒有政治互信，就沒有軍事互信，兩岸要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就必須處理一些敏感的問題，包括身 分問題、台灣地位的問題」。由王在希的談話已可看出，台灣方面始終企圖閃躲的政治問題，由於馬英九的立場已引發疑慮，有可能開始加快被提到䒷面上來討論。

據個人所知，自馬英九上次參加大選以來，北京方面即對其寄予厚望。北京無意促統，也樂於「穩定現狀」，但對「台獨」或「獨台」則無法接受。這也是過去一年多以來，北京在「世界衛生大會」及國際空間上轉趨鬆弛的原因。不過愈到最近，由於馬的諸多動作，已使北京的疑慮增加，對國民黨究竟是「中國國民黨」或「台 灣國民黨」已開始懷疑。據了解，馬的核心，的確有些人主張將國民黨改名為「台灣國民黨」。由最近馬的談話及許多作為，似乎顯示出兩岸在「互信」上的確已出 了問題。

除了在「獨台」和「台灣國民黨」的問題上，已讓兩岸關係有可能橫生枝節，影響到「互信」外，從今年3月起，馬單方面即在硬推所 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由台灣陸委會所發布的說帖，馬積極推動ECFA，其目的其實有二﹕一是搭上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順風車，替台灣 尋找更大的市場與商機，俾讓外銷導向的台灣產業有更大的空間；至於更重要的則是兩岸簽訂ECFA的同時，「可以同步推動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及協商 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協議」。由此已可看出，要簽ECFA，兩岸經濟合作只是個手段，其真正目的是要用這個手段來突破東南亞的政治。馬的這些企圖，北京並非不 懂，因而稍早前北京方面對此似乎有兩種不同的態度﹕

一種是不同意將兩岸經貿關係外部化，因此今年5月北京國務院遂通過了「支持福建省加 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根據國務院的這項決定，海西經濟區將成為ECFA之下「兩岸交流合作的先行先試區域」。它的意思是只把ECFA的意義 限定在兩岸內部，俾做為兩岸經濟整合的平台兼基礎。

另一種則是認為，除了海西經濟區的先行先試外，為了照顧台灣利益，也不排斥在先行先試之後，盱衡兩岸互動的良好程度，讓ECFA有向東協國家的延伸效果。這也是台灣片面推動ECFA，北京到了後來也勉為其難，願意配合的原因。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最近，馬卻公開接受媒體訪問，表示ECFA的協議序言，將不會有「一個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類的字眼。ECFA與 「和平統一」及「一國兩制」無關，但兩岸任何協議，其實都與「一中」共識有關，差別只是要不要明言而已。ECFA乃是兩岸經貿合作的框架協議，形同兩岸經 貿的基本法，若身分定位及關係不明言，該協議的雙方，它的主體與關係是什麼？當迴避這些，不僅該協議在法律意義上會變得可疑；在政治上「兩岸」其實也等於 是「兩國」的開始！

因此，馬就ECFA所發表的談話，雖然其本義是在說給台灣內部聽，但對外部而言，這其實已等於是「獨台」和「兩國論」的立場再一次公開的表示。

因此，在最近一星期，馬已兩次透露了重要的信息，他的「正視現實」及ECFA不會有「一中」字眼，都已使得「獨台」疑慮更深。在目前的兩岸情勢下，無論他 說了什麼，大概都不可能有任何反應，但卻無疑的會讓「聽其言，觀其行」上被扣分。這也就是說，在可見的未來，兩岸關係已蒙上許多不確定的陰影。馬英九一方 面要北京加持，使他有經濟政績；另方面為了籠絡兩種獨派（「台獨」及「獨台」），又要說盡獨台的話，誰知道到了最後，不是所有的人都對他不再信任呢！"

消除金融文盲 提高金融賦權和民主

大眾時代 | 消除金融文盲 提高金融賦權和民主: "消除金融文盲 提高金融賦權和民主
分類： 每日評論 | 作者：南方朔 |
日期： 8月 4th, 2009 | 語言：簡繁 / 中英

「金融教育」、「金融文盲」、「金融賦權」這些觀念都不是很新，但最近突然躍升為主流的新認知，當然是拜金融海嘯之賜。在過去，由於人們 的金融知識不足，因而對專業的金融管理官員及從業者，遂產生奇特的敬畏、羨慕和信任。殊不知整個金融領域，就在人們普遍都是「金融文盲」因而盲信的時代氣 氛下，逐步惡化，終於製造出全人類都嚴重受害的金融海嘯及全球深度衰退…

文◎南方朔

近年來，各國的金融學者愈來愈傾向於接受一個觀念，那就是在廿一世紀的此刻，金融知識已開始變成一種新的民權課題。要避免我們的下一代像從前的文盲一樣 被人剝削欺侮，如何普及「金融教育」降低「金融文盲」（Financial Illiteracy）；讓人民對攸關自己權益至鉅的金融政策及商品有更大的判斷力與行動能力，也需要在「金融賦權」（Financial Empowerment）上更加努力！

「金融教育」、「金融文盲」、「金融賦權」這些觀念都不是很新，但最近突然躍升為主流的新認知，當然是拜金融海嘯之賜。在過去，由於人們 的金融知識不足，因而對專業的金融管理官員及從業者，遂產生奇特的敬畏、羨慕和信任。殊不知整個金融領域，就在人們普遍都是「金融文盲」因而盲信的時代氣 氛下，逐步惡化，終於製造出全人類都嚴重受害的金融海嘯及全球深度衰退。它顯示出：

一、當人們「金融識字程度」（Financial Literacy）不足，無法分辨金融政策的良窳，金融官員就會日益無能，金融機構也就愈會推出金融瑕疵，形同詐欺的金融商品。美國的次級房貸衍生性金融 惡質商品的氾濫，信用評等機構淪為共犯成員，金融監理官員的尸位素餐，其共通的前提即是「金融文盲」的可以欺騙和易於欺騙！

二、根據近年來的研究，已發現金融與每個人的生活雖愈來愈密切，但當代「金融文盲」的程度卻嚴重到駭人聽聞。美國十個持卡人有四個不知道 卡息的多少及循環利率的可怕；劍橋大學做過研究，發現有九百萬英國人是徹底的「金融文盲」。近年來率先提出「中美國」（Chimerica）這種說法而大 紅特紅的哈佛教授佛格森（Niall Ferguson）則指出，金融知識匱乏不限於一般大眾，他在哈佛ＭＢＡ班的學員有許多居然不知道名目利率和實質利率有什麼不同。他認為像英美這種高度金 融化的社會，國民的金融程度卻極度低水準，將來他們又怎麼能保障自己的權益和監督政府呢？

提升國民的金融程度，不要繼續做「金融文盲」，從上世紀初即有人在做著先驅工作。舉例而言，《窮爸爸．富爸爸》這本暢銷書共同作者之一的 許瓦布（Charles Schwab）從一九一九年起就開始教兒童有關金錢方面的知識；美國金融圈名人，曾做過「美國聯邦金融識字程度委員會」副主委的布萊安（John Bryant）很早就認為金融問題是民權問題，因而在一九九○年代即於洛杉磯貧民窟教窮人金融和儲蓄理財；印度社會工作領袖比莉摩瑞姬（Jeroo Billimoria）也早在印度貧民社區教六至十四歲的兒童金錢知識。這些先驅人物所做的先驅試驗，近年來已獲普遍回響，據了解美國已有三州將金融教育 納入教育課程，有十五州準備納入，美國聯邦政府準備像搞「和平工作團」一樣推動「金融識字工作團」；英、俄早已決定強化金融教育，一個全球性的兒童金融教育計畫目前已在卅多個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展開。如何像在古代提高識字率，降低文盲一樣，在廿一世紀提高金融識字率，降低金融文盲，已成了許多國家的新目標！

但有一點必須釐清的，乃是強化金融教育，絕不能與窄化的投資理財並論。目前的確有些國家以金融教育為名，但卻以教導人們如何炒股賺錢為實，但目前有關投資理財，由於它長期被扭曲，經常已和投機相連，金融教育要教的不是這種似是而非的知識，而是要教導人們對個人金融理財要有權利意識和責任 意識，也要有判斷力。近年來，耶魯大學金融教授許勒（Robert J. Shiller）的許多觀點日益受到重視，他的觀點之一就是「金融民主」。只有一般人金融判斷力增強，整個金融服務領域才會進步，金融風險才會降低。金融 教育、金融判斷力、金融賦權、金融民主、金融共同福祉這些才是一脈相連的目標。

許勒教授早已指出，由於近代訊息管理科技的進步，如果妥善運用，金融福祉早就有極大進展。但因金融民主和金融賦權不夠，整個金融秩序反而 成了投機詐欺及無能更甚、風險更高的領域。金融教育之目的，不只是教人賺錢理財，而是要教人更大的民主與福祉！"

南方朔：螺絲釘都沒有了，還栓什麼！ | 名人堂 | 意見評論 | 聯合新聞網

南方朔：螺絲釘都沒有了，還栓什麼！ | 名人堂 | 意見評論 | 聯合新聞網: "南方朔：螺絲釘都沒有了，還栓什麼！
【聯合報╱南方朔】

2009.08.07 08:38 am


過去一年裡，台灣搞政治的人最盛行的口頭禪就是「苦民所苦」，但我們的政府真正「苦民所苦」了嗎？不但肯定沒有，反而恰恰好的走到了它的反面，那就是政府居然消失不見了！

台灣的政府已經消失了，每當出現大問題，政府及政府負責人應走上第一線時，我們都看不到政府的影子。君不見最近新流感猛爆，許多學校都已群聚感染，但縱使到了今天，居然還沒有放假的統一標準，要到八月中旬才開會決定？君不見，台灣高鐵最近凸槌連連，受害的乘客百姓已超過數萬，但我們何曾看到有什麼主管官員出來講一些關心的話？

再例如，全球金融風暴，台灣金融保險體系不知暗藏了多少破洞，我們的政府又何曾做過任何清查和準備補救的準備？誰又知道繼國華人壽後，還有多少問題會迸發？

政府職能衰退 消失在第一線

這種類似的案例一直在增多，政府已在第一線消失，退到二、三、四線了！這是政府職能的嚴重衰退和勇於主動負責這種態度的淪喪。而由政治的普遍經驗，政府理應扮演一個體制的火車頭，若政府消失，這列火車當然還會自動運轉一陣，但愈來愈多大問題卻會因此而在集體的懈怠中逐漸浮現。今天台灣各種問題不斷凸槌，這絕非不相干的各個單一事件，而是一種徵兆，一種預演。

台灣以前當然沒有今天自由民主，但從前至少在勇於任事的態度上好於現在不知多少倍。以前還沒有「作秀政治」，凡事跑到第一線這種做事就是作秀。那裡淹水，水庫乾涸，那裡歉收，發生公共意外，當大官的總是比小官跑在前面。大官走在第一線，對事情不一定有立即的幫助，但真正重要的是它因此而散發出一種認真、不鬆懈、敢負責的態度。大官跑在第一線，小官就不敢落後太多，整體的進步因此而形成，這才是「苦民所苦」，大官走前面就是螺絲釘，不栓自緊；今天大官和政府都告消失，連螺絲釘都等於沒有了，還栓什麼栓！

因此，近年來台灣「作秀政治」日益盛行，對猶在發展中的民主政治實在是種悲哀。今天的大官嘴說「苦民所苦」，但真正在做的卻都是趕場搞同樂會式的作秀；至於出了問題，每個人都巴不得躲得遠遠的，以免和負面的事情扯上邊。當大官的都如此閃躲，小官又何必認真？於是集體的懈怠與無能遂告形成。

只作秀不做事 將成無能民主

近代有一派民主理論的學者，專門研究民主與無能的關係。因為無論民主形態如何，的確有許多國家是民主反而造成了懈怠、畏事、只搞作秀不做事等無能症候群。這叫做「什麼也不做的民主」（Do nothing Democracy），今天的台灣似乎已快掉進這種陷阱中。這幾天，菲律賓艾奎諾夫人逝世，我又重翻菲律賓前代主要學者思想家康士坦丁諾（Renato Constantino）的舊作。他在談到菲律賓的民主無能時，有這樣一段話：

———「今天菲律賓的國家偶像，已非獨立時代的仁人義士，而是政客、演講家、經濟學家或立法議員。現在平庸已成了美德。只要一個人的手臂強壯得可以受得了千次握手，只要他的腿壯實得可以不停跑跳，只要他的體力夠好可以到各地方趕場，他即有成為領袖的潛力。而對正式責任的無知則成了一種常態，而這種常態是可以用他們很忙，忙著趕場搞活動而合理化的。」（作者為作家）"

蘇姐

蘇姐

分類： 文史雜談, 特別報導 | 作者：小編 |

日期： 5月 28th, 2009 | 語言：簡繁 / 中英

不 當客廳裏的革命家，是慶黎堅持的。礙於軍事監管體制，不能直接接觸工農大眾，但慶黎的實踐方式，也不僅滿足於動動筆而已。她在大學時代，對現實主 義的藝術表達，熱衷得不得了。她與後來成為臺灣著名版畫家的洪素麗，幾乎把電影、繪畫、音樂、文學領域的社會寫實主義經典，當成習本練習。慶黎誓言要當一 名進步導演，除了看大量國外電影外，還買了設備，乘著火車，到漁村、農村或都市邊緣，拍些勞動或小市民的生活。後來，投資這些費用太大了，她不得不放棄。 雖然無法間接用藝術形式，展現對社會底層的關懷，她依然執起筆，對抗專制政權…

文◎鍾秀梅

慶祝黎明

「一九四六年生了一個女孩，為了慶祝台灣光復，給他取了個名字，叫『慶黎』，慶祝黎明的意思。這一年的中秋節，我抱著慶黎，和愛人對酌。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最幸福的一次團圓。」。

蘇新，這名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組織工農群眾反抗剝削的台灣共產黨，在國民黨法西斯政權鋪下天羅地網，殲滅臺灣左翼力量的前夕，他離開了臺灣，輾轉從香港到了北京。

蘇新繼續回憶到，「二二八事件後，我亡命移居香港，經歷了兩個中秋，不但沒有能夠團圓，連音信也斷了。慶黎呀！慶黎！沒想到黎明竟是這麼短暫！」。

蘇慶黎的誕生，連繫著她往後反叛的時代氛圍，到處都飄盪著凝重的肅殺氣氛，她的生命調性，從此與這個社會的脈動博鬥，印染著赤烈的色彩。

被監控的童年生活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這是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政權的民變。至此，蘇慶黎的母親蕭不纏抱著她，開始了逃亡生活。 蕭不纏的哥哥蕭來福，與蘇新的革命同志情誼，訂下妹妹的終身，短短五年的婚姻生活，讓不纏經歷著幸福與驚險。往後，不纏有意培養慶黎晉身中產階級行列，這 與自己長期處在無安全感的生活有關，她不想女兒步她先生後塵。不纏母女顛沛流離的生活，直到慶黎三歲半時才告結束。不纏把女兒放到高雄妹妹家寄養，她繼續 從事婚前的護理工作。

慶黎追憶起：

「三歲半以後，我搬到姨爹家，他那時候在高雄港檢疫所當所長。雖然他 是國民黨的官，但國民黨很注意他，因為和我父親這樣的姻親關係。開始他們盯住我，比如我在外面遊玩的時候，警察常常會找我呀，問東問西什麼；但說實話，這 種我們現在所謂戒嚴體制下的白色恐怖，這種監聽監視，甚至於利用小孩子來打聽家裡面的一些活動，在當時我都不覺得恐怖，完全沒有意識到。但家裡面的人很警 覺，他們都知道警察常常在問我。」

慶黎的童年，秘密警察的幽靈無處不在。儘管蘇慶黎言談之際，不把這些人當一回事，但細細追溯起來，「爸爸是共匪」的污名，算是影響她最大的。往後，種下她反國民黨統治，追求臺灣民主化，應是這種監控的負作用吧！

臺灣戒嚴時期，學校、公共場所、社區牆角，皆寫滿了「消滅萬惡共匪」、「打倒共匪」的標語。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這些字眼，充其量，不過是蔣介石幫派對中國共產黨的洩恨。但是，卻有效的掌控著臺灣社會對反政府的恐懼。

「我第一次真正感覺到，因為我的身世，大概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但即 使那時候有感覺，我還是沒有辦法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姨媽事後整個要讓我辨別，在這樣一個政治的結構裏，事實上，我們不是壞人，對方才是壞人。就是說國 民黨是壞人，這些警察是壞人，那我父親絕對是好人；問題是，這個事情太複雜，現在沒有辦法講，所以，我只能夠長大後才去理解整個歷史，去了解我的父親。」

西仔灣畔

慶黎的童年與少女時代，是在陽光高掛的南臺灣成長。西仔灣海畔，有漁民清晨出港撒網的步划聲；有部族解體後舉家搬遷到海港邊的原住民，他們夜夜喝 酒，低吟思念家鄉的哀歌。而開啟了戰後臺灣色情行業成長的美國駐軍團，也在此地太平昇歌，左擁右抱來自貧窮家庭的臺灣女性。外頭的西仔灣海畔風景，對於慶 黎的影響，不只有印象派畫風中，散佈在無盡大海裏的亮麗光點以及偶而點綴其中的幾艘船隻。想必，影響她的，是有著社會寫實主義的人道關懷。

屋內，慶黎暫居的家族氣氛，提供她人格與獨立思考的養成過程。她的家族是參加抗日的。臺灣戰前的工會運動、文化協會運動等，都少不了她舅舅與父親的 投入。當時擔任台共中央委員兼書記的蘇新，曾作出判斷：「無可避免的革命的醞釀與革命的高潮已來臨。」，他描寫了當時澎湃的運動熱潮：「…工人、農民及一 般民眾的生活於是陷入非常悲慘的狀態…..如霧社原住民的暴動與東部原住民的騷動，基隆地方採煤礦工的同盟罷工，台北平版印刷工的同盟罷工，台北菜農與蔬 菜販賣人的鬥爭，台北生魚零售商的鬥爭，彰化行商人對警察的鬥爭，北港賣冰人的爭議，苑里漁民的鬥爭，台北、台中的學生騷動，石碇煤礦工、台北印刷工、蓬 萊鐵工廠、新竹木工、台中人力車伕、高雄女工、高雄印刷工的同盟罷工，曾文蔗農鬥爭，臺南、桃園、屏東的農民鬥爭….」。

然而，歷史的弔詭，讓這個家族頑強的生命張力，在幾度緊張的政治情勢中，依然挺立著。慶黎的父親、舅舅、姨丈皆為留日菁英，他們求學時代，受當時日 本社會主義運動影響，積極參加馬克思讀書小組。1920到1930年代，全世界反殖、反資、反帝國主義運動浪潮，扣緊著這批血性青年，不僅思考家鄉被殖民 的出路，更緊緊的連繫著中國的前途。

「只要我還活著，我總要拿起筆來對付他們手下的槍！」。這是作家魯迅的至理明言。從姨丈那兒，慶黎認識魯迅；她自此閱讀了中國30年代左翼文學，從中吸取了部份養份。

我姨丈是醫生，當時方圓百里只有他一個醫生，我們家的門永遠是開著。窮人、漁民、當公務員的，無論誰都來這裏看病，沒看病時，他就乘船出去釣魚。但是，家裏永遠有各種各樣的人來，經常，都會低聲細語，談論一些禁忌的事情，這時，我們小孩都會被支開。

慶黎早熟的閱讀習慣，也包括了政論刊物。有一群台北自由主義派別的雜誌《自由中國》，在她小學五、六年級時，已是必看讀物。中學時期，在李老師的指導下，有系統地看了英國、法國、俄國的翻譯文學。狄更斯、巴爾札克、杜斯妥也夫斯基……，無數現實主義文學展開了她的視角。

慶黎的高中時代，開始注意國際情勢，當時美國是甘迺迪當政，他與古巴卡斯楚的鬥爭，開始引發她對第三世界的注意。現實主義的文學訓練，逐漸地培養她 成為魯迅式的戰士，但是，她的傾向讓她的母親不安。有一次她在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時，她母親很生氣的將這本書撕成兩半，從此，母女之間有了很 大的心理裂痕。

姨媽，女性意識的啟蒙者

五湖四海、豪放不拘的個性，這是蘇慶黎在組織工作中很特殊的長處。據她分析，可能是受姨丈影響，姨丈在當時的交往對象，有許多是有異議色彩的，人來 人往，讓她對人的辨識與敏銳度提高。但在1940年代出生的臺灣女性，很少有她那樣特立獨行的表現。她認為，縱然革命家族讓她早熟，但形成她的人道關懷與 女性自覺的關鍵，與她姨媽的教育有關。

「我姨媽滿關心貧窮的病人，大概每一年，她總會一兩次把家裡舊的衣 服、雜物整理好，然後就開始拜訪一些比較窮的人。通常她都會帶我去。事實上這種直接的人道關懷，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說實話，我們在當時是典型中產階級的 家庭。對我而言，外面的那個貧窮世界是完全陌生的，那因為我姨媽的慈善舉動，直接地就把我帶到那種貧窮的家庭。」

「說實話，當時我是很不喜歡這種等於有點像是強迫教育形式。她是很有 意的，她講說你們永遠不會理解窮人，但是，她就是一定要我去接受這樣的教育；她帶著我去去拜訪那些窮人，那些窮人家裏黑暗、骯髒、惡臭，我到現在閉上眼睛 都還可以回到那個……害怕得不得了。所以，我覺得影響我一生最大的，我現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說，進入那樣的家庭，看到我姨媽能夠和顏悅色，好像很高興和這些 窮人很親近的談話。我真的很佩服她。我恨不得跑掉，但是，我姨媽能夠那樣愉快地，比如坐在床上，跟病人閒話家常，這個對我的影響很大。」

慶黎的姨媽，在結婚前曾有個志願，想當女記者，是頗有獨立見解的女性。但是，不如所願。然而她婚後的一言一行，仍表現出女性的自主性。比如說，在家庭教育中，她對子女兩性平權的生活教育，無時無刻要小孩不要歧視貧窮。

大學生涯

對歷史一直有強烈興趣的慶黎，終於如願的考上中部一所教會大學歷史系。當然，她很快就失望於系上保守的學風。「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大學也是國民黨掌控思想教育的一環，因此，就不難想像歷史教育，其實就是要讓年青人對歷史失憶。

「當時那個歷史系是把我笑歪了。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我那個系上有一名 老師，居然要我們背中國歷代皇帝墳墓上面的甚麼……..廟號、諡號，我想那樣的歷史我是不願意讀了，而且我想讀了也沒有意義嘛，也是很恐怖嘛。我想你唸歷 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當然絕對有意思，那你念這個皇帝死的什麼號，這有什麼意義？」

決定離開中部後，她又回到姨媽家準備重考。後來，上了臺灣的菁英學校──臺灣大學哲學系。台大，就像是香港大學在港英殖民地的功能一樣，是統治菁英 的培養所，即便是，臺灣已解殖於日本，許多入主統治階層的臺籍人士，都還是出自這所大學。但是，臺大同時也是反叛青年的聚集地。

慶黎到此，如魚得水。她開始感受到60年代激辯的自由主義氣氛。《自由中國》、《大學雜誌》等言論，挑戰國民黨權威，這些成員，有一些後來成為臺灣民主進步黨的主幹。

「事實上，自由主義才是真正影響臺灣的政治。1970年代初，台灣退 出聯合國之後，因為土地改革之後整個農村的矛盾，因臺灣工業化、都市化所導致的城鄉矛盾爆發之後，知識份子對台灣很實際的關懷才出現。這種關懷都已經在 《大學雜誌》後期出現了。也可以這麼講，國民黨那種白色恐怖，那種反共教育灌輸，然後又加上台灣的現實，我覺得在相當時期內，都不可能有一些社會主義的東 西。」

蘇慶黎的分析，進ㄧ步理解是，自由主義本身在當時就可以作為一個對抗的力量了，只是後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光是自由主義就不夠了。

哲學系的規訓，並未帶給慶黎學習上的成長，她覺得當時哲學系都讀些唯心的東西、經驗主義的東西，邏輯實証論的東西。後來她覺得哲學系的環境很糟糕，便轉到社會系，沒想到更爛。

如果學院的學習對慶黎有幫助的話，應是校際的串連。當時他認識一群有批判能力的朋友，像王杏慶(南方朔)、 王曉波、王拓、徐正光等人，這些人後來都是臺灣社會輿論與社會良知的指標。慶黎覺得，像徐正光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給她的收獲很大，後來在她從事社會實踐時， 讓她更貼近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面， 她的思想傾向，先是受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中較進步的流派影響，後來偷偷地找了社會主義的書來看，這些書是從匪情資料室偷出來的。

保釣運動

1960年代，外部世界風起雲湧，訊息依舊吹進密不透風的台北。馬利諾修會的外國進步修女，將Joan Baez和Bob Dylan反越戰的歌帶進校園。那時，蘇慶黎從自訂的香港星島日報，得知文革與火紅的香港學生運動。

如何將保衛釣魚台與世界情勢聯接起來，蘇慶黎的理解是：

「事實上，文革跟當時整個全世界的激進運動都是聯繫在一起。巴黎那些 學生很多也是受文革影響，全世界那種反叛，那種徹底反叛思想，事實上受文革影響也很大。但是對我們來講，好像並不是聯繫起來的東西，換句話說，文革這東西 只在一個中國的範圍內發生。但我想釣魚台事件，真正把臺灣跟美國的、或者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或和日本的關係，也就是說和帝國主義的關係聯繫起來。保釣運動 是關鍵，絕對是關鍵。」

保釣運動與臺灣退出聯合國，對國民黨的統治權威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當時臺灣農村已亮起紅燈。蘇慶黎記得台大有個楊懋春教授，作了一項調查發現，國民 黨吹噓的農村改革，土地改革，居然有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民是負債的。可見臺灣社會充滿了矛盾，但當時台大校園還停留在現代化、西化的問題爭辯，蘇慶黎覺得 是臺灣社會的問題，光是上述台大校園內部的爭論的選項是不夠的，台灣民主化是不能與農民、工人的處境分開的。

當時，熱血青年有許多實踐方式。有民族主義式的「百萬小時奉獻」、有《大學雜誌》菁英獻策性的提出「國是諍言」、也有人組織山地服務隊，到原住民部 落。蘇慶黎的實踐方式，是和台大一群醫生辦《當代醫學》。這本雜誌是對臺灣醫學西化的反省，在科學教育中，殖民化(英文化)的規訓過程，斬斷了青年學生與 土地的聯結。因此，「科學中文化」的訴求，為這本雜誌的重點。而對專業者的批判，也是此本雜誌不斷揭露的，例如，醫生與病人的關係、醫生與社會醫療、社會 實踐等。

延續《當代醫學》的工作，還有辦《健康世界》雜誌。當初，一群不滿時局的書生，老窩在她家裏。她率先提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吧！於是便動手幹了起 來。之所以會投入與醫學相關的工作，是她與離了婚的、行醫的先生鄭泰安有關。這段婚姻，讓她深刻體會到女性在婚姻中不利位置，對想參與社會實踐的她而言， 她覺得怎樣扮演都不符合他意。鄭泰安當然不是他唯一交往的對象，但跟他結婚，是種心理補償作用。慶黎體弱多病，自小到大有姨丈照顧，因此，醫生丈夫，對她 而言有多重的意義。

社會關懷與行動

不當客廳裏的革命家，是慶黎堅持的。礙於軍事監管體制，不能直接接觸工農大眾，但慶黎的實踐方式，也不僅滿足於動動筆而已。她在大學時代，對現實主 義的藝術表達，熱衷得不得了。她與後來成為臺灣著名版畫家的洪素麗，幾乎把電影、繪畫、音樂、文學領域的社會寫實主義經典，當成習本練習。慶黎誓言要當一 名進步導演，除了看大量國外電影外，還買了設備，乘著火車，到漁村、農村或都市邊緣，拍些勞動或小市民的生活。後來，投資這些費用太大了，她不得不放棄。

雖然無法間接用藝術形式，展現對社會底層的關懷，她依然執起筆，對抗專制政權。由於她的名字本來就很中性化，有回，她寫了一篇《孟加拉的獨立經 過》，內容涉及分治下的南亞社會，存在的種族、宗教、文化、階級等衝突。她的批判角度轟動台北，人人皆猜蘇慶黎是女還是男，後來知是女，都非常欽佩。

由於《大學雜誌》明顯的成為體制內改革的陣容。因此，一群較激進人士另闢陣地，辦《臺灣政論》。蘇慶黎當時負責主編國際版，《臺灣政論》的出版，讓國民黨政權意識到反對力量的勢力已經起來，所以便下令停刊。

這段時期，蘇慶黎開始介入人權工作。70年代，台灣社會依然延續著白色恐怖的反共鎮壓。陳映真案、陳玉璽事件、陳明忠案、成大、淡江青年案的羅織罪名，無非是怕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星火冒出。當然，對主張臺灣獨立的派系，也全力打壓。

透過美籍在台研究女工問題的艾林達關係，也透過教會系統，慶黎暗中將這些檔案送出去，給國際特赦組織或海外華人，然後施壓國民黨政府。這項工作很冒險，後來在美麗島事件中，差點被關的慶黎透露，國民黨對她與這群朋友搞的人權工作，一直視為眼中釘。

由於《臺灣政論》這樣一個能對抗國民黨的陣地垮了。但社會形勢演變，說明了臺灣社會必需有左翼的窗口。有一個晴朗的下午，蘇慶黎與名作家陳映真相約 在街上，若無其事的作散步狀，蘇慶黎打算同陳映真商量大事。那時，電話監聽、跟蹤、裝竊聽器是常有之事，在大街上交談，是較安全的。蘇慶黎左顧右看，覺得 放心了，將想辦一份社會主義刊物的想法，告訴了陳映真。據蘇慶黎形容，陳映真當時立即的反應是，罵她是不是瘋了。因為，在當時，這就是準備要坐牢了。

果然，《夏潮雜誌》，這份台灣戰後第一份社會主義刊物出爐了，蘇慶黎出任總編輯。為了要掩護左翼色彩，通常都將「社會主義」改稱「社會正義」。此份雜誌標榜著「鄉土的、社會的、文學的」，延續著日本殖民地時代，左翼力量「反帝、反封建、反資」的色彩。

《夏潮雜誌》開拓了1970年代以降，台灣進步青年的思維方式與世界觀。也就是說，台灣從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的政治運動，是二元論的自由 主義菁英的話語；簡單的說，就是不批判自由主義市場機制，認為只要國民黨下台，一切都解決了。因此，不難理解，臺灣國族主義的建構，就是想，搞了這麼久， 為何還不當權，來個挾台灣人以令天下的策略吧。

在前述背景下，以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角度，分析台灣社會矛盾，對工業化造成的環境污染、階級與城鄉差距，婦女、原住民問題，《夏潮雜誌》都做深入報 導。鄉土文學論辯，算是《夏潮雜誌》直接對抗國民黨文化政策，最激烈的一次筆戰。當時，國民黨御用文人余光中、彭歌等人，把鄉土文學比同大陸工農兵文學， 大喊大叫的說：「狼來了！狼來了！」。夏潮陣營忍無可忍，結合了國民黨左派如胡秋原、任卓宣等人，給予重擊。余光中在後來出版的《余光中傳》裏，提到這段 歷史，還有四恃無恐地指控台灣鄉土文學是毛澤東的同路人。

蘇慶黎主持下的《夏潮雜誌》，吸收了許多面向的青年學生。這些學生，在台灣社會解嚴前後，在環保運動、工人運動、原住民運動、婦女運動、文化運動中，都成為積極的骨幹。不涉入運動的，在媒體、學界也都有一定影響力。

這段期間，蘇慶黎介入反對核能發電的鬥爭。工業化的臺灣，火力、水力等能源已不敷使用。1988年，台灣第一座核能發電廠開始運作。核能所產生核廢 料等公害問題，已是先進國家放棄的能源方案。當時，蘇慶黎結合對反核知識深入研究的林俊義教授，寫質詢稿給時任立委的黃順興，要政府檢討核能政策。

從日據時代以來，台灣西北桃園一帶，受火力發電所造成的污染嚴重。這個案的解決已懸置多年，最後，也是蘇慶黎結合黃順興平反了，電廠承認錯誤，補償了居民損失。

除了參與環境運動的工作外，蘇姐與當時黨外編聯會的成員組織「勞工法律支援會」，以法律援助的形式支援工人。台灣戰後的工人運動歷史，「勞支會」是個值得書寫的團體，因為它部分成為工人在某種形式的連結介面。

出國留學的日子

蘇慶黎因為身世與政治背景，一直未能順利出國。1979年，因著美麗島事件的驚恐與介入搞得身心俱疲。之前，她投入「勞支會」，從事反國民黨威權體 制的運動（黨外運動），與當時較為左傾的陳菊、張富忠等人有較好的友誼，一度前已故民進黨主席黃信介曾邀請蘇慶黎進入民進黨。但由於台灣統左陣營裡，看待 民進黨的屬性與是否合作態度不一，蘇姐還是沒有入黨。或許是一時看不到階級運動的光，也或許是一直支持她的夏潮內部存在矛盾，她選擇出國。

蘇慶黎前往美國賓漢頓讀書，這段時光她終於獲得暫時的休息。根據同在賓漢頓唸書的柯志明提到，有時他在圖書館看到蘇姐發呆，好像若有所思，或者不放心台灣的事情吧！

返國與成立階級政黨

台灣解嚴不久，蘇姐被號召回台組織工黨，郭紀舟認為蘇慶黎的一九七六年開創了台灣左翼的啟蒙階段。十年後的工黨成立，無非是蘇慶黎生命中的創舉，當 時，世界的氣候是多麼困難，而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強過階級的主體性，蘇姐帶著一群較無鬥爭經驗的知識份子與剛起步的工會頭子，投入工黨的建設，是有 種唐吉柯德的可愛與理想性。

蘇慶黎的身體一直相當孱弱，長期被氣喘病所折磨。工黨的挫敗，是否惡化了蘇姐的病情？她勇敢的與病魔對抗，即使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她還樂觀的估計自己還可以活十幾年，有許多的計畫要做，許多的書要寫。

結語

回顧蘇姐的一生，我覺得她的勇敢與每個階段的跨越，是她人生中最鮮明的寫照。具有女性特質的運動領導風格，讓她能夠較為細膩的關注到同志之間的生活，而非從陰謀論的權力關係看待。有時，她還要協調一些運動者的感情糾紛。

蘇姐的老革命特質，從歷史的長河看當今台灣與世界的發展，她認為：

「我從來不會認為台灣的歷史要跟中國的歷史對抗，也不能對抗，因為整個台灣史就在中國史裏面，在整個世界歷史、亞洲歷史裏面。認為台灣要與中國對抗的人，這根本是從另外一種反對人民的政治立場來看的。」

兩岸只有「善意」是不夠的！

兩岸只有「善意」是不夠的！

分類： 兩岸三地, 編輯首選 | 作者：南方朔 |

日期： 6月 1st, 2009 | 語言：簡繁 / 中英

今 天的台灣在媒體拉抬下，看起來經濟良好，但事實上則病灶極多，所有的這些都不是兩岸關係熱絡所能掩蓋的，一旦台灣經濟失穩，它逐一受到批判，難免都會扯到 兩岸關係上﹕馬政府只管兩岸不管台灣本身的改善！ 因此，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相互扶持，這是雙方都說「是」的問題，但要落實這種「是」，乃是雙方政府都必須有能，且能對互動中可能產生負面作用的問題及時改 善…

文◎南方朔

美國談判專家厄泰爾（Danny Ertel）與哈佛談判學教授戈登（Mark Gordon）在合著的近作《談判之要點﹕當是已不夠時如何協商》（The Point of the Deal： How to Negotiate When Yes Is Not Enough）中指出，許多兩方都認為「是」的交易，反而會以破爛的亂局收場。原因即在以雙方都將交易視為一種目的而非過程，或因有的因為扮演重要角色者 未曾參與及未被考慮，交易只有模糊的概念而不清楚，許多問題避而未談或思考有欠周詳，談判雙方的態度及行為出現變化，相關的風險疏予考慮……等，於是事與 願違，好事也變成壞事。

兩岸關係看似良好

但不確定因素正在增加

我在此以該書為引，主要是想藉此討論目前看起來頗為熱絡的兩岸關係﹕目前兩岸關係似乎極為良好，但這樣的關係到底健康與否？在雙方極為熱絡的此刻，它到底有哪些負作用正在發酵？這些負面作用將來又會帶來什麼樣的不在預期中的效果？

第三次陳江會達成歷史性共識，鼓勵陸資入台投資。(圖片來源：中國評論月刊。)

首先就大環境而論，台灣馬政府就任以來，由於時機與能力之故，支持度持續不振，但因馬政府至少在兩岸政策上與陳水扁時代不同，設若馬政府因政績不佳 而讓台 獨又取得上風，這等於北京又增加麻煩，或許正因如此，在馬政府就職周年前夕，北京遂拚命釋出善意，包括全力營造善意氣氛，以急單方式營造台灣指標企業的業 績，世衛大會鬆綁，鼓勵陸資入台與擴大陸客觀光，最新的則有連續7波採購團赴台，以及大陸體操國手明星赴台等。在這些因素拉抬下，不僅馬政府支持度回穩， 北京由於有效改善了兩岸氣氛，甚至民進黨也出現「不要把屁股對覑大陸」這樣的呼聲。由這些趨勢已可看出目前在兩岸關係上，北京的確發揮了它的主導性。這確 實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氣氛的培養。

然而，當今的氣氛固已改善，但另外的不確定因素也在同樣增加中﹕

其一，在台灣已出現一種認知，特別是對重要的產業界和房地產界，那就是北京必然不計血本力挺馬政府。這樣的認知會造成一種片面的期待，只要台灣經濟 出了問題就期待北京的釋 出利多，一旦沒有利多，就會被解釋成是善意不足。而我們可以試想，在未來的3或7年內，北京還有多少利多始能滿足台灣這種已開始習慣化的要求及等待善意。

其二，兩岸互動的前提，乃是雙邊政府都必須有所作為，將互動中必然產生的問題改善。以兩岸為例，許多台商進入大陸後由於市場擴大，而得以晉身為全球 富豪 級，台灣社會的兩極化已日益嚴重，一方是財富日增的台商及其中堅幹部階級，另一則是台灣島內實質所得持續遞減的中低階級。台灣島內所得已退化到5年前的水 準。而令人痛感的，乃是馬政府並不能藉覑租稅政策來維持量能課稅的原則要求富人多負責任，反而對台商資金極力優惠。這種情若持續惡化，日益增加的低所得 者不無可能出現新的不滿，包括台商、兩岸政策，甚至北京都成為替罪羊。

其三，在急單效應、兩岸利多等的加持下，最近台灣股市在缺乏基本 面支持，只有資金面拉抬下急速上漲達60%，台灣媒體為了表示支持馬政府，也刻意在信心指數等主觀性、誘導性極強的數字上大肆炒作。台灣已成了外資、陸 資、台灣低利政策下無處可去的在地儲蓄等炒作股市的新興股市賭場。而馬政府也對股市拉抬支持度志得意滿。設若全球經濟真能奇蹟式的復蘇便罷，否則經濟一旦 有變，股市再挫，兩岸政策即難免受到抨擊，而北京又能有多少籌碼來救台灣股市？

單說「是」並不足夠

還需有「能」落實善意的配套

其四，真正讓人心憂的，乃是近一年來，台灣政府的財政紀律日益崩壞。陳水扁時代的政府及公營機構負債額已達台幣14兆，今年各種減稅及舉債，規模更 達台幣8000億。標準普爾公司的政府負債信用評等，台灣已遭調降。今年底估計政府負債將達歲入的142%，而今年稅收也較上年同期短少近台幣600億。 台灣財 政的惡化，未嘗不可能引發本土性金融風暴，屆時也難免造成政治不安。

因此，今天的台灣在媒體拉抬下，看起來經濟良好，但事實上則病灶極多，所有的這些都不是兩岸關係熱絡所能掩蓋的，一旦台灣經濟失穩，它逐一受到批判，難免都會扯到兩岸關係上﹕馬政府只管兩岸不管台灣本身的改善！

因此，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相互扶持，這是雙方都說「是」的問題，但要落實這種「是」，乃是雙方政府都必須有能，且能對互動中可能產生負面作用的問題及時改善。否則即難免正面作用受到負面作用所拖累，好心被當成了惡意，一旦兩岸出現這種反挫，未來要重建良好關係即難上加難。

因此，兩岸關係改善，共創雙贏，雙方都毫無疑問會說「是」，但套用厄泰爾及戈登這兩位談判專家的見解，要把這種「是」落實，其難度之大可能超出人們 的想 像。由截至目前的發展及台灣可能出現的問題，我們已可看出它不是簡單的「善意」、「利多」、「急單」、「採購」等能解決的，雙方已必須在各類細部問題上做 出更詳密的對話與配套。若兩岸經貿擴大，同時也擴大了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若「兩岸概念」拉抬了台灣股市，但同時也使台灣股市變得更像是個可能產生禍害的 熱錢賭場；這樣的「善意」又怎能不更加慎重呢？「善意」是不夠的，更要有落實「善意」的配套！

台灣的政治為何很「龜毛」？

台灣的政治為何很「龜毛」？

分類： 每日評論 | 作者：南方朔 |

日期： 6月 13th, 2009 | 語言：簡繁 / 中英

宮 廷政治整個就是「龜毛政治」，統治者只有權謀，從無信念與主張，今天根據這個理由而如此，明天情況變了，換個理由又搞另一套。由於情況多變，權謀的需要 也一直在變，因而統治者遂注定會很「龜毛」。自己明明想吃卻不說，而要搞出養小鬼、放鷹犬、造形勢等伎倆，「龜毛政治」的極致就是「勸進政治」：蔣介石想 一直幹總統，每次都不明說，卻發動勸進擁立的鷹犬造勢…

文◎南方朔

實在不怎麼好看的兼任黨主席鬧劇已告落幕。儘管這只是一人一黨的家務事，外人犯不著起鬨，但因它畢竟是一種高層的權力運作，充份反映出國民黨那種根深柢固的宮廷權力文化積習，因而整齣鬧劇更應視為一種政治文化現象，一種政治上的跨代遺傳。

上意難測 官僚投機見風轉舵

研 究古代專制的著名學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曾注意到，古代中國的官僚階層由於被一種不確定感所籠罩，因而總是充斥著表態式或揣摩上意式的焦慮鬥爭。如果翻開廿五史，即會發現做 鷹爪當打手，諂媚表態拍馬屁，以及相互拉幫結派做著效忠競賽等例子俯拾皆是。而這種不確定感的源頭，乃是皇帝老子本身即有權力的恐懼，不信任臣子，於是當 皇帝的從來就不誠實，也從不實話實說，而是繞圈子講假話和做假動作。當「上意難測」，從不把話講清楚，下面的鷹犬打手及吹牛拍馬自然成了常態。美國最偉大 的開國元勳富蘭克林主張「誠實是最好的政策」，人若誠實，就會形成就事論事的務實理性而消除內耗。而古代宮廷式的權力運作即是個內耗體系，它永遠在莫須有 的中傷拍馬等情緒下內耗，永遠玩著有如見風轉舵的投機遊戲，而無法形成一般的原理原則，它是一種虛無的權術。

用今天的話來說，宮廷權力所造成的乃是一種非常「龜毛」的政治文化。今天閩南話裡有「龜毛」一詞 ，當一個人扭扭捏捏、拖拖拉拉，即稱為「龜毛」。

其 實，「龜毛」之說乃是宋代閩浙地區相當流行的宗教術語。由於烏龜沒有毛，兔子沒有角，因而「龜毛」、「兔角」都是指只存在於語言遊戲裡，而實際上不存在之 事。這時去討論龜毛有多長，還為此吵得不可開交，當然也就變成了最大的內耗。由於「龜毛」根本不存在，它打從一開始就講不清楚，只好東拉西扯、躲躲閃閃， 接下來的人當然愈扯愈離譜，在過程裡所顯露出來的得意或氣憤，當然也都像是垃圾一樣，純屬浪費。

權謀內耗 這不會是最後一次

而宮廷政治整個就是「龜毛政治」，統治者只有權謀，從無信念與主張，今天根據這個理由而如此，明天情況變了，換個理由又搞另一套。由於情況多變，權 謀的需要 也一直在變，因而統治者遂注定會很「龜毛」。自己明明想吃卻不說，而要搞出養小鬼、放鷹犬、造形勢等伎倆，「龜毛政治」的極致就是「勸進政治」：蔣介石想 一直幹總統，每次都不明說，卻發動勸進擁立的鷹犬造勢；蔣經國從當行政院副院長起，每次都是勸進。這是一種東方政治的虛假性，要把自己的權力美化。由於我 們的社會很有彈性，總是會有人見風轉舵，這種實在龜龜毛毛的權力謀略始能延續至今，而且我們可以斷言，這次不會是最後一次！

東方的台灣政治 實在很龜毛，可以簡單明說的事非要內耗到很難看，難看到很大，否則不會停止。但真正的民主政治不是這樣的。民主政治講究誠實，講究理念清楚不可以善變，更 不齒種種謀略伎倆。也正因此，看著這一輪很龜毛的遊戲終於落幕，不禁想問：這種勸進擁立的龜毛復古劇要延續到何時？真正而非變形的民主政黨政治何時才會到 來？